市场才是最公平的机制
正当很多上海人挨饿吃不到蔬菜时,有一些运抵上海的蔬菜却被扔进了垃圾桶。
4月14日,上海奉贤区南桥镇昊海社区居委会收到辽宁省捐赠的物资80份,用于救助辖区内低保、重残、重点优抚对象等困难家庭。两天后,有人在网上爆料称,这批物资中有一些并没有送到救助对象手里,而是进了垃圾桶。视频里一位阿姨惋惜:“人家辽宁捐过来的,这么多,全部都是浪费掉。我们那么多天的蔬菜都买不到吃不起,就是浪费!”
舆论哗然之下,南桥镇官微4月18日出面“辟谣”,承认确实将部分蔬菜“扔进垃圾桶处理”,但澄清说这只是因为志愿者整理蔬菜礼包时,“发现由于经过长时间的颠簸,部分蔬菜已腐烂,便将已经发芽的土豆、挤碎的番茄、腐烂的黄瓜和包菜等蔬菜挑拣出来处理”,只是“整理腐坏蔬菜时,使用的是原包装塑料袋,且处理方式不太妥当,导致居民产生误会,对此我们深表歉意”。
这一歉意是对居民说的,但却刺伤了辽宁人的心。4月19日晚间22:47,辽沈晚报官微迅速回应,拒绝背锅:辽宁这次2300吨援沪蔬菜全程采用冷链物流运输,确保蔬菜不会因长途运输或高温腐坏,每隔4-6小时开箱抽检一次,并全程录像,于4月13日18:30完好移交给上海方面。
那条微博强调“辽宁挺沪,共同守护”,表态无可挑剔:“佘山与凤凰山,千山一脉;黄浦江与辽河水,万水同源。辽宁与上海必能穿越风雨,履险如夷,化危为机。”
这样,一度出现了“辽宁辟谣上海辟谣”的奇观。4月21日深夜,辽宁日报官微意味深长地发了一句:“人在做,天在看。永远怀着一颗善良的心,持续做对的事。”
到此为止,上海方面的回应可说完败。不管这批蔬菜是否真的有腐坏,那看起来至少没有证据表明责任在辽宁方面,要坏也是坏在移交之后、分发到居民手里之前的那段时间里,归结不到“因长时间颠簸”这一点上去。
和一位东北朋友谈起此事,他笑:“上海干部还是太嫩。我们东北的干部,做事都至少会多看三步,斗争经验丰富,早留好后手了,那都是人精啊。不过一回生两回熟,上海的干部估计很快就能学会了。”
是否如此,不得而知,但有一点看起来是真的:辽宁这次捐助的物资,运输过程是超规格的,全程冷链、全程录像、定时抽检,这固然也是为了确保新鲜蔬菜运抵上海人手里,但恐怕也是早料到可能出现什么幺蛾子,到时自己好心还挨骂,就防着你这一招呢。
也就是说,上海这边肯定做得差,出了事就想推诿,但辽宁这边显然更了解官僚体系是什么样,做事滴水不漏,留好证据,确保出什么事自己不会背锅。
对这一件事,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疑问,得出不同的答案。这原本就有几种完全不同的诠释和归责方式,从不同角度去看是不同的归因和归责对象,就此而言,关键之处在于:当不同的角度各相关方利用叙事和话语相互指责时,究竟以什么为准?
在一些人看来,上海基层组织在保供中出现的混乱并不是因为做事毛糙,而是因为一个道德问题,网上有个新段子挖苦:
“请用一句话形容上海目前的遭遇。”
“上海贪把上海滩弄成上海瘫。”
他们是不是贪了,这我没有证据,但这种思路似乎假定:如果他们不贪,上海就不会搞成这样。也就是说,它假定体系和方向都是没有错的,错的只是个体的道德败坏、不够得力。这实际上是在召唤一种更严苛的道德观,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强有力的全能主义体系。
上海为什么会这样?我的另一位北方朋友颇感不解:“上海的最后一公里,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,体现在没人手送但是不耽误扔,还叠加了独有的高价问题。这到底是行政力量强的表现,还是行政力量被经济垄断过度渗透?”
他怀疑,这其中是否隐藏着某种特殊的地方特性:“这种高价解决问题的思路(而非垄断本身)是受到特定文化的保护的,为什么敢于如此猖獗,屡屡出现?还有之前那个疾控‘口哨’的录音,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基层医护乃至当地官方的放弃思路呢?为什么关于上海的地方性问题没听到什么严肃认真的反思呢?好像上海永远只是反思别人别地的主体,而本身拒绝被凝视。”
他说,上海“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强调自己为别人做了什么,所以自己(本不该做)是对的;它是在不同意见冲突中强调自己(做与不做)是对的,然后以此论证自己的行为。互相争论还不是最糟的,最糟糕的是以正义和先进为名的鄙视。”
看来,在他眼里,上海是大局之下的特殊个体:它特立独行,自搞一套,直到搞出了一堆破事,仍然既不肯积极有为,也不反思自身的问题,甚至倒还带着某种看不惯他者的优越感——至少,不管别人怎么看,上海似乎都坚持自己的做法是对的。
如果是这样,那我把这看作是对上海委婉的表扬。他说得对,大都市确实更容易有一种突出的(有时是令人不快的)主体性,这尤其体现在不那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。
Donald Horne在《澳大利亚人》一书中说:“悉尼对自己、对其他首府城市都无动于衷。而其他城市都有自觉意识,也总是意识到悉尼的存在。这点总让悉尼人感到惊讶。”
这差不多也是上海的写照,就此而言,上海的某些反应与其说是上海人的品性所致,不如说是上海在国内城市体系中所处的结构位置所造成的。
作为一座生活需求超复杂的城市,上海确实更依赖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资源的配置,而当市场被人为阻断时,也就瘫痪得更为严重。这是单靠基层干部的道德努力所无法弥补的,就算他们不贪,做不到就是做不到。上海基层组织这次表现确实拉胯,但这在平日未必是坏事,如果它此后变得积极有为,那反倒是我担心的。
高价当然也可能是有人哄抬,但即便如此,之所以能哄抬,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原有的市场瘫痪,导致供需关系的极大扭曲,此时,高价才是一种“正常”的市场反应,不然你还指望人人都是冒着运费上涨还不借机敛财的道德圣人?